專訪吳樂斌:讓科研銜接市場,科技企業如何走出“死亡之谷”

澎湃新聞記者 張若婷

2020-10-24 11:44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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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樂斌

吳樂斌

“科研經費怎麼和市場投資資金銜接?只有基金投資不夠,但沒有基金投資不行。”
近日,在2020年全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動周北京分會場上,中國科學院科技成果轉化母基金(以下簡稱母基金)掌門人、中科創投董事長吳樂斌在接受澎湃新聞(north-outlet.org)記者專訪時作出以上表述。
吳樂斌認為,對於科技初創企業,要走出“死亡之谷”,走向市場的初期一定需要政府為主導的資金支持。通過母基金的引導作用,將政府科研經費、企業資本、保險、金融機構貸款等放大投資規模,才能幫助科技企業渡過市場“認錢不認人”的難關。
吳樂斌生於1962年,在2014年至2019年間任中國科學院國有資產經營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即後來的中國科學院控股有限公司,簡稱國科控股)。在那之前,他曾任中生北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
再之前,自1998年4月至2005年6月,他是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長。
十幾年的研究所生涯與十幾年的企業經歷讓吳樂斌熟知科技成果轉化之路的障礙、門檻與挑戰,他稱自己是為科技初創企業“挖運河的人”,要通過母基金“用社會化的錢、市場化的人,做中科院的事。”
2017年9月,母基金啓動,該基金由國科控股直接出資,聯合地方政府國資平台的出資、金融資本及社會資本共同設立,以“母基金+直投”的方式投資,預計撬動的總資金規模在200億元左右。
6月2日,“中科院籍”企業寒武紀以68天的時間,創下今年以來科創板過會企業的最快速度。早在2016年3月成立之初,寒武紀就獲得了來自中科院的數千萬元天使輪融資。
吳樂斌表示,中科院有大量科技成果待挖掘,科創板正是幫助企業生長的場所之一。然而,要實現寒武紀這樣的轉化並不容易。吳樂斌稱,除了引入資金,還要從交易結構、核心技術、治理結構、科學家是否具備創業素質等多個方面對企業進行評估。
截至目前,母基金正與中科院相關部門及研究所合作構建重點備投項目庫。其第一期基金正在關閉,其中包括64箇中科院成果轉化的項目
吳樂斌也對當前受到廣泛關注的量子通信、大數據等行業的投資價值進行了評價。國科控股是國盾量子和國科量子的股東,吳樂斌表示,當前我國的量子保密通訊技術已經通過了京滬幹線、洲際視頻通話等實踐檢驗。他認為,量子通信下一步的發展將主要在保障國家安全等方面發揮作用,雖然其to G(政府客户)、to B(企業客户)的市場有一定侷限性,但“即便是受侷限的市場也足夠大”。
走出“死亡之谷”
早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學者就發現“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商業產品”是制約產業競爭力提升的重要因素,即科學研究與商業化產品開發之間嚴重脱節。
這一發現在1998年時任美國眾議院科學委員會副委員長Ehlers向國會所提交的報告中首次被命名為“死亡之谷”(Valley of Death)。
談及科技成果轉化的重點與難點,吳樂斌首先講到的就是如何走出“死亡之谷”。
通常來講,公共部門通過科研經費對科技工作給予支持;而所謂的“私人部門”,也就是企業資本傾向於已經有明確商業前景的後期項目。
吳樂斌解釋道,這導致科研成果早期市場化的融資空白,“通俗來講就是科技初創企業‘爹不疼娘不愛’、青黃不接的時候。”
對此,吳樂斌形象地提出了“一條河與五條魚”的構想。“一條河”就是一條從科研院所知識IP到資本市場IPO之間的“運河”;而“五條魚”則代表科技型企業的五個生長階段:從創意到產品、從產品到銷售、從銷售到利潤、從利潤到上市、從上市到發展成為行業龍頭。
而“死亡之谷”就是運河最開始發端的地方,“當魚還是魚苗、還沒進入到資本海洋的時候。”
如何打開閥門、疏通障礙?
“要把三種人和四筆錢聚在一起:科技人員、企業經營人員、投資者;政府科研經費、企業資本、保險、金融機構貸款。”
吳樂斌解釋稱,讓這“三種人”、“四筆錢”在一個點上發力特別難,但科技成果轉化的過程特別是在“死亡之谷”的階段需要這四筆錢,“就像之前涇渭分明的小河要匯聚成大河”。
他山之石:美國的SBIR計劃、SBIC計劃與拜杜法案
美國政府幫助科技企業突破“死亡之谷”就很好地運用了這幾種錢。
1958年,美國出台小企業投資公司計劃(SBIC),美國小企業管理局負責向支持小企業發展的創投公司頒發許可證並提供政府資助,簡單來講,就是政府通過這一計劃將私人資本引入科技創新領域的初創企業。
第一階段,SBIC計劃利用槓桿撬動3倍的貸款,第二階段,撬動2-3倍的債券,第三階段撬動2-3倍的證券,一直扶持到科技企業出現利潤。
從1982年開始,美國又開始實施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SBIR)。“美國長時間被認為是小政府、大社會,但是恰恰是在創新這個領域,美國政府的手伸到了這個領域最艱難的地方。”
SBIR計劃規定,凡年度研發經費超過1億美元的政府機構必須預留出一部分款項(這一比重現為約3.2%),形成資金池,用於資助上述小企業創新研究計劃的對象。
吳樂斌進一步表示,在美國SBIR計劃中,出資機構包括國防部、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國家宇航局、能源部等。這筆資金與中科院的母基金作用類似,起引導作用,有利於科創小企業渡過市場“認錢不認人”的難關。
在吳樂斌看來,這就是實現了“第一條魚”的成長階段,即從創意到產品。
“第一筆錢解決一個問題,相當於撰寫技術投資的商業計劃書,包括技術市場定位、技術的科學原理等;第二筆錢再解決一個問題,技術參數的穩定和行業准入。”吳樂斌表示,上述兩個問題解決了,產品就可以開始進入市場了。
“完成‘第一條魚’的階段相當於把科研成果出門之前的最後一公里護送完了,市場誰來接它呢?”
吳樂斌稱,進入第二階段,SBIR計劃將推動政府採購,相當於我國的“首台套”政策,如對國內實現重大技術突破但尚未取得市場業績的裝備產品實行政府採購。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包括微軟、高通、Facebook、特斯拉在內的美國今天知名的科技企業,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得到了SBIC、SBIR計劃的支持。
“在經濟活動中,下游決定上游,下家決定上家,出口決定進口。”吳樂斌表示,基金的退出不能只靠IPO一條道,也不能只指望“接盤俠”。
在“運河”的生態圈中,吳樂斌建議母基金、基金可以與其他金融產品實行無縫銜接和接力,如從銀行貸款發展到債券、證券的方式進行撬動和放大
“因為科技創新企業研發週期很長,風險很高,一旦實現了(轉化)回報很高,但是銀行貸款往往熬不過那個時間。債券相當於國庫券,效果比銀行貸款好;證券性質本身具有股權性質,可債可股,效果會更好。”吳樂斌説。
吳樂斌透露,為了進一步解決科技初創企業的長線資金問題,有關人士正在醖釀設立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的長期資本基金,如果再協同專項科研經費,聯合科技保險、科技銀行撬動更大的資金,中國的科創生態將出現盎然生機。
此外,在科技成果的知識產權方面,美國在1980年通過了《拜杜法案》,解決了科技成果專利權屬的問題。該法案明確,聯邦政府資助的科研課題,如果兩年內成果不能轉化,其權屬就將自動授權給科技人員。
《拜杜法案》出台後,美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短期內顯著提高。
吳樂斌稱,《拜杜法案》的出台其實基於一個基礎的問題:如果發明者不能擁有研究成果、不能享有科研成果的商業價值,那麼技術發明人員將成果轉化的熱情就會大打折扣。而如果科技人員創造的積極性沒了,科研投資的產出就沒了或少了。
因此他認為,當下應採取包括把知識產權的收益權給科技人員的一系列政策。“我們當前還走在探索的路上,怎麼跨越‘死亡之谷’,我覺得需要有中國的拜杜法案、中國的小企業投資公司計劃和SBIR計劃。”吳樂斌説。
缺什麼補什麼
吳樂斌透露,當前我國正在考慮和探索“把專利的權屬交給科學家”。
專利是以市場為導向的應用研究的產物,而研究所、高校作為平台打通了學界和產業界。“這個平台最後的目的是要做出成果,服務於社會和經濟發展,所以研究所要大度一點,把權利讓渡給科研人員。”
吳樂斌向記者表示,西南交通大學等地已經開始探索將科研專利交給科學家團隊和個人。他表示,這樣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科學家的積極性。如果科研結果最終走向社會,投資的乘數效應和税收最終還將反哺社會。
納税人的概念被吳樂斌反覆強調,他表示,美國的SBIR計劃和SBIC計劃都有一個重要的前提:接受資助的企業必須是美國公民創辦或控股。其他國家出台的類似計劃也如此。“所以有一條我要特別説,如果我們的專利權讓渡給科學家,要設置前提條件,這個企業的控股股東必須是中國人。”吳樂斌認為,用於支持科技轉化企業發展的資金來自社會資本、税收,“取之於民,用之於民”,這樣也能一定程度上解決很多人擔憂的國有資產問題。
採訪中,吳樂斌的身份常常在“科研所所長”和“投資者”之間切換。被問及“如何平衡企業、科研院所、科研人員之間的分工和利益”,吳樂斌表示,首先科研人員要得到足夠的尊重,包括在專利歸屬權上和股權激勵上。
同時,作為曾經離科學家最近的人,他觀察到他們身上一些問題:法制意識、市場意識、質量意識、合作意識不夠。
例如有的科學家研製的藥物效果非常好,結果半衰期卻只有一分鐘,“針紮下去再拔出來效果就沒了”;再如某個可替代進口產品的國產原料,價格卻比原來高十倍。
科學研究工作是一個極端矛盾的綜合體,是最先進的生產力和最落後的生產關係的結合,高活躍最前沿的創造性工作和非常分散的、落後的個性化生產方式的結合。”吳樂斌總結道,科技成果的轉化,不僅要強調技術的創新性,也要確保產品參數的穩定性、適應市場的大眾性。
而作為如今的投資者,他認為不能簡單地看錢投資,而是要看懂科技看懂人,“知道他有什麼,知道他缺什麼,知道他到什麼地方去補。只有做到這樣,才是一個好的科技成果轉化基金的投資者。”
量子通信:市場雖然有侷限,但足夠大
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量子科技研究和應用前景舉行了第二十四次集體學習。這讓“量子科技”再一次成為資本市場上的熱詞。
事實上,量子科技包括量子通信、量子計算、量子測量三大領域,而量子通信就是量子保密通訊,即通過量子糾纏分發密鑰,達到對通信“不受距離約束”的保密。
早在我國“十三五”規劃中,中央就明確科技部要加大在超級計算、量子信息等領域的投入,加強高新技術重點佈局。
今年,我國再次在量子通信領域取得重大進展。6月,中國科技大學常務副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潘建偉院士團隊通過“墨子號”量子科學實驗衞星,首次實現了千公里級的量子密鑰分發。
潘建偉近日撰文表示,在量子通信領域,我國已處於國際領先地位;在量子計算領域,我國整體上與發達國家處於同一水平線;在量子精密測量領域,我國整體上相比發達國家還存在一定的差距。
吳樂斌説,他與潘建偉院士在坐飛機時的一次邂逅,促成了他們之間投資創辦國盾量子(科創板上市公司)和國科量網公司的合作。他認為,當代科學開始的標誌就是量子論和相對論的誕生,量子保密通訊技術的應用已經通過了實踐檢驗。
吳樂斌表示,京滬幹線等項目的成功實踐能夠反擊當今市場上對於量子通信技術的質疑,一些冒名“李鬼”的企業也終將被市場淘汰。但與此同時,量子通信產業的發展作為新興產業,必然需要市場培育的過程
“現在階段量子通信的主要應用領域在於黨政、國防、政法、金融、外交等,市場受到一定侷限。但我們要看到,即便是受侷限的市場也足夠大。”
吳樂斌進一步表示,量子保密通訊產業的拓展反過來可能促進量子科技的發展,因此量子科技的前沿探索與市場開發都應得到重視。
科研科技的發展是:你想要走向A,但是可能帶出來ABCD。量子科學的發展本身又會影響到多少個領域,我們不知道。”吳樂斌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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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躍羣
校對: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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