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巢思維:羣體意識如何影響你

薩拉·羅斯·卡瓦納

2020-10-23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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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江到香港物流】
我們是社會動物,我們的思想、觀念、對現實的感知,都直接或間接為社會所同步。每個人都像身處一個巨大的蜂巢之中,共享一種思想、一種情緒、一種觀點。這就是蜂巢思維。
我們對世界的看法,是由我們所選擇的羣體講述的故事塑造的。我們感知的內容,並不僅僅取決於獨立的經歷,還取決於我們所處的羣體。我們會下意識地尋找和自己有共同品味、信仰、文化或者興趣的羣體,並樂於通過這些來定義自己。
微博、微信、臉書、推特,這些社交媒體擴大了個體與羣體的關聯,這既讓個體能積極構建共識、帶領羣體共生,也讓個體更易陷入極端化或陰謀論的包圍,帶來致命的後果。
因此,當我們只與自己選擇的羣體交往時,當我們所在的羣體固化了我們的世界觀,失去了和其他羣體交流的能力時,會發生什麼?我們又該怎麼辦?
從真實的羣體暴亂到網絡暴力,從羣體意識的積極作用到社交媒體的各種弊端,在《蜂巢思維:羣體意識如何影響你》一書中心理學家薩拉·羅斯·卡瓦納,用諸多案例,結合心理學、社會學和神經學等不同學科的研究,討論了蜂巢思維如何影響個體的意識、重塑我們的社交方式,以及我們如何減輕或抵消互聯網時代蜂巢思維帶來的負面影響。
本文摘編自該書前言,由澎湃新聞經中信出版集團授權發佈。

1962年6月,一個潮濕的午後,南卡羅來納州一家紡織廠。夏季本是工廠最忙的季節,每個人都在加班加點,而這一週壓力更大,因為有人報告説工廠裏出現了一些像蟎蟲一樣的小蟲子,可能是一批從水路運來的布料帶來的。那個下午,一位年輕女工忽然抱怨説,覺得自己被蟲子咬了。不久,她暈倒了。
接下來那一週的週二,另一個覺得遭到蟲咬的女工暈倒了。那天下午,第三個女工也暈倒了。不久,又有4名女工向醫生報告她們感到頭暈噁心。在這所謂“流行病”肆虐的11天內,共有62人報告説遭到“蟲咬”,出現各種症狀,並就醫治療。他們遭蟲咬的描述非常具體詳盡。一個紡織工人説:“我感覺有什麼東西咬了我的腿,我撓了一下,結果指甲縫裏忽然鑽出來一隻白色的小蟲子。我腿部乏力,還想嘔吐。”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這名工人回憶説是一種白蟲,但其他大多數人都説是黑蟲。
這家工廠和外部權威機構進行了大量檢測,結果只發現了少量的小蟲,還有一些蟎蟲,肯定不會造成紡織工人描述的那些症狀。但這些工人確實出現了知覺喪失、嘔吐、全身顫抖等症狀。審查現有證據之後,醫生和其他專家得出了一個驚人的結論:工人們的這種疾病都是他們的頭腦臆想出來的。
回顧歷史記錄,不難發現這樣一些案例:在沒有任何具體誘因的情況下,令人擔憂的症狀在人與人之間迅速傳播,從“薩勒姆巫蠱案”到“本·拉登之癢”,莫不如此。這種現象有一個術語,叫“歇斯底里傳染”。你可能知道這種現象較為極端的形式,即“集體歇斯底里”。所有這類事件都是通過在一個密切聯繫、高度封閉的羣體中傳播一種未知的巨大威脅,從而製造出一種恐懼。
這些病例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是一個緊密聯繫的社會羣體,他們的物理空間都受到了限制,他們中都出現了“標誌性”病例,從而引發了傳染。事實上,其中許多症狀,比如頭暈和無意識的肢體活動,也是嚴重焦慮造成的狀態。人類是高度社會化的物種,僅僅通過觀察別人就能讓自己生病,僅僅通過意念的力量,症狀就能從一個人傳給另一個人。
這種“歇斯底里傳染”的案例並不多見,而情感和思想從一個身體擴散到另一個身體、從一個頭腦擴散到另一個頭腦的案例則較為常見。人類的高度社會性是與生俱來的。在本書中,我們將看到這種社會性是多麼根深蒂固,我們非常容易受到別人思想和情緒的影響。沒錯,恐慌很容易在人與人之間傳染開來,如同隆冬季節的感冒病毒在人與人之間傳染一樣。從某種程度上講,人與人之間的思想、情緒和大腦活動具有“同步性”。在本書中,我們將運用心理學、神經科學、歷史學、人類學、文學和哲學來探討這種“同步性”的機制和影響。
當然,我們不會與所有人等概率地實現這種同步性,而是優先與那些在血緣、位置和文化等方面同自己相似的人實現同步。這種文化可能是明顯的(就整個社會宏觀層面上而言),也可能是不那麼明顯的(就催生多重身份的微觀組織而言,比如種族、政黨,甚至體育愛好者組織)。人類存在一種構建和融入圈子的合羣傾向,這種傾向可以塑造我們最珍視的傳統和時刻,卻也可能引發不同羣體之間的緊張關係,從而造成災難性的後果。
為了把關於超社會性、羣體性的研究結合起來,我使用了“蜂巢思維”這個暗喻。這不是我發明的。“蜂巢思維”這一概念指一種側重羣體或集體的意識,在學術範疇和大眾範疇中被長期討論。但在進一步討論之前,我想在本書的框架下闡述一下我對這個概念的理解。
首先,“蜂巢思維”指的是我們在很大程度上能夠讓自己進入一種更加關注集體的精神狀態,在這種狀態下,我們與其他人擁有共同的關注點、目標和情感。有時,我們甚至會拓展自己的意識範疇,以便容納社會中的其他人。積極心理學家芭芭拉·弗雷德裏克森曾經説過:“情緒不以人種為界。這不是説一個人的情緒會影響另一個人……而是説這兩個人正在共享這種情緒。”
其次,“蜂巢思維”還暗含這樣一個原則,即我們所感知的內容並不僅僅取決於個人獨立的經歷和決策,還取決於我們所處的集體。人類思維的“同步性”意味着某些闡釋世界的思想和風尚獨立於它們的出發者,有其自身的生命力,18—19世紀的德國哲學家稱之為“時代精神”。我們將討論“評估”這一心理學概念,它是我們對這個世界做出的解讀或敍事。我們將看到“蜂巢思維”如何影響我們對外界事物做出的評估,我們選擇的評估方式如何塑造我們的現實。“蜂巢思維”從集體的角度出發,判斷何為真實、何為適當、何為正常、何為酷、何為重要。它不僅塑造了個體的積極或消極判斷,還在塑造個體對世界的感知及構建共識方面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
我們的社會性根深蒂固,而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的出現可能會大幅提升我們的“同步性”。我們正處在一個轉折點上,因為這些新技術不僅使我們能夠進入一個信息和通信極為便捷的世界,而且還帶來了社交領域的變革。我們突然能夠隨時隨地地瞭解別人的想法和情緒,實時看到別人的生活狀態,即使他們生活在世界的另一端。雖然大多數評論文章促使你覺得這些變革會給我們注意力的持久度和最深刻的關係造成不可彌補的傷害,但實際情況卻比這微妙得多。雖然這些新的社交技術伴隨着令人擔憂的問題,比如,可能出現“迴音室效應”,也可能出現激進化和社會分裂趨勢,但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在其他方面,它們正在把我們拉得更近,幫我們引入了新的聯繫方式,並拓展了我們的認知邊界。
將不快樂歸咎於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是當代“蜂巢思維”的主流觀點。儘管現代社會的疏離感確實與社交技術同時出現,但後者與前者之間並沒有因果關係。正如約翰·哈里在《失去的聯繫》(Lost Connections)一書中所寫的那樣,“互聯網誕生在一個許多人已經失去彼此聯繫的世界……我們對社交媒體的過度使用是在試圖填補一個空洞,一個巨大的空洞,但它出現在人們擁有智能手機之前”。我在本書中提出,人與人疏離的真正原因並不在於智能手機,而在於我們過於強調個體而非集體,過於強調個人野心而非利他主義,過於強調個人快樂而非人類進步。我還想説,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對社交技術的不良影響做出了過度的評估,這或許正為我們自己和孩子創造一個自我應驗的預言,從而引發焦慮和苦惱。
此外,我認為使用社交技術的方式至關重要,它可能對你的幸福感產生有益或有害的影響。我們會通過大量的證據來構建這個模式,但現在我們可以總結如下:如果使用社交媒體去加強現有的人際關係或社會支持網絡,則會帶來積極影響;但如果使用社交技術取代你和親朋好友面對面的交流,或者擠佔了睡眠、運動時間,則可能導致負面影響(尤其當你只是被動地“潛水”時)。正如一篇重要的文獻綜述所指出的那樣,“社交網站上的行為使幸福感提升還是降低,取決於這種行為是促進還是阻礙了人類與生俱來的尋求歸屬感的慾望”。換句話説,我們應該使用社交媒體來加強和深化社交聯繫,而不是掩蓋和削弱它們。
寫作本書有三個目的:第一,探索我們的想法和情感在多大程度上像蜂巢裏的蜜蜂一樣,尋求集體協調,而非停留在孤單、分離的狀態;第二,評估最近的科技進步——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在多大程度上放大了這些有利和不利的集體傾向;第三,嘗試回答“現在我們應該怎麼辦”,也就是我們怎樣才能避免“蜂巢思維”帶來可怕的風險,讓羣體行為和強大的新工具發揮出奇妙的、共生的力量。
在本書的第一部分,我努力説服你相信這樣一個事實:儘管你覺得自己是獨一無二的個體,由於個人獨特的人生經歷、世界觀和動機而有別於他人,但你這些感覺不過是錯誤的假設。事實上,這樣的“你”,也就是你眼中的“我”,是由與你處於同一個文化蜂巢的其他個體共同塑造的,你和其他人的思維是相互交織的。如果沒有與社交對象的互動,沒有人給你反饋意見,沒有人讓你意識到自己同他人的區別,你甚至可能連“自我意識”都形成不了。20世紀初的社會學家查爾斯·霍頓·庫利認為,“來自社會中其他人的影響必然進入我們的思想體系,並影響我們的行為,如同水影響植物的生長一樣”。他把這種社會形成的特性稱為“鏡像自我”。在很大程度上,我們的身份來源於他人對我們的反映。據他觀察,“我們的大腦生活在無休止的對話之中,我們醒着的每一個小時中,至少會花費一部分時間要麼與社交對象對話,要麼在腦海中想象着未來的對話”。
我們還將努力回答以下問題:我的思想是如何變成你的思想的呢?我們如何學會利用由知識、信仰和偏見構成的文化蜂巢,即如何利用開發我們共同的知識寶庫呢?我們瞭解很多關於這個世界的事實,比如,地球圍繞太陽旋轉,汽油能夠轉化為汽車使用的能量,肉眼看不見的微小病原體入侵血液後會導致我們生病,等等。但對於絕大多數的事實,我們大多數人並不曾有過直接經驗,而是從我們的老師、電視節目、書本以及與他人交談中汲取到的經驗而已。我們將與一位進化生物學家討論進化領域和虛構領域的交集,評估一下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正如歷史學家凱莉·貝克所寫的那樣:“真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如此模糊,而我們希望這個界限變得穩定、牢固、不可滲透,但相反,總有一些事情會突破這個界限……幻想也會潛入我們清醒的時刻。”
我們並非平等地對待所有人,與某些人相比,我們感到另一些人更親切;我們熱情地歡迎某些人進入我們的心靈,而將另一些人冷冰冰地拒於門外。我們會和一位生物人類學家討論為什麼會這樣;這種情況是如何發生的;我們為何喜歡與某些人交朋友並且愛上他們,卻不喜歡其他人;我們如何將某些民族、某些性格和某些政治信仰的人納入自己的圈子裏,卻將其他人排斥在外。在紐約的一個屋頂酒吧裏,我們將探討社交技術對我們健康的影響,智能手機和社交媒體如何既增強我們現有的社交聯繫,又促使我們墮落(通過網絡上的羞辱和騷擾)。
然後,我們還去了2017年美國夏洛茨維爾暴力事件的現場,見了社會神經學家吉姆·科恩(Jim Coan)。吉姆認為,從神經學的角度來看,我們依賴於那些距離我們較近的人。來自我們身邊人的撫慰行為,比如擁抱、牽手和讓人安心的微笑,能讓我們在生理上平靜下來,可以降低血壓、減少應激激素、緩和身體內部的“報警”反應等。如果沒有這些互動,不僅我們的精神健康,就連我們的身體健康也會受到影響。正如吉姆所言:“在生命的任何階段和任何時間,無論出於任何原因的死亡,都可能因為孤獨而變得更有可能。”吉姆認為他的研究大致解釋了這一驚人的發現。我們還會看到吉姆對人類一些糟糕的社交傾向的看法,這些傾向包括以非人性化甚至妖魔化的方式去對待自己圈子以外的人。
接下來我們將與歷史學家凱莉·貝克交談。她曾經寫過一本關於三K黨與美國主流文化關係的著作,還寫過一本關於我們為何會迷戀喪屍文化的書。我將提出,陰謀論、羣眾運動和異教都有一些共同的原則,而這些原則都體現出了“蜂巢思維”的特徵。更糟糕的是,我們會看到,網絡和社交媒體的發展已經讓這些偏執羣體的追隨者及其思維方式呈現出融合趨勢,這着實令人擔憂。
在瞭解這一切之後,你肯定會感到不安。接下來,我們將見一見那些堅定地為人類集體靈魂召喚美好天使的人。在一場暴風雨中,我們對臨牀心理學家納姆迪·波爾(Nnamdi Pole)進行了訪談。波爾提示我們要考慮到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脆弱性,我們會從這個角度出發,向其請教是否有些人會比其他人更容易受到社交媒體的負面影響,並思考我們能採取什麼措施來保護這些脆弱者。
在鹽湖城的高大山影之下,我們將討論圍繞社交媒體帶來的恐懼和焦慮敍事會如何削弱我們的幸福感,以及我們如何才能冷靜下來,與孩子一道養成使用社交技術的健康習慣,以便給孩子提供最大的好處。
然後,我們將探索我在過去一二十年中研究的領域:情緒調節、敍事和意義建構。我們在前文提到,集體環境塑造了我們理解世界的方式,也塑造了我們對於“我是誰”的認知。在此基礎上,我們將研究敍事的改變會如何改變我們的現實,尤其在涉及整個蜂巢的時候。然後,我們將通過一個測試來檢驗一下關於情緒調節和敍事的發現。我們將會見到兩位心理學家基思·馬多克斯(Keith Maddox)和希瑟·厄裏(Heather Urry),他們正在幫助大學生調節在跨種族背景下討論種族問題時的焦慮。
在本書末尾,我會和一家世界級服務犬培訓機構的首席培訓師凱西·福爾曼(Kathy Foreman)談一談如何訓練服務犬與主人形成默契,搶在主人之前判斷主人的需求,成為主人的眼睛、耳朵或手。我們將從這次採訪中總結經驗,來評估一下人類的幸福感究竟更多地取決於我們的集體性與社會性,還是更多地取決於實現我們的個人目標和慾望。
通過以上論證,我們得出一個結論:我們要學會超越自己所在的狹隘羣體,減少對圈子傾向的關注,增強對蜂巢理念的接納,這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蜂巢思維:羣體意識如何影響你》,[美]薩拉·羅斯·卡瓦納著,蔣宗強譯,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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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方曉燕
澎湃新聞報料:4009-20-4009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關鍵詞 >> 羣體意識,心理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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