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兒科看病的成年人

實習生 陳燦傑 澎湃新聞記者 任霧

2021-01-12 09:33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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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盈獨自從重慶大學圖書館走出來時,已是飯點,同學三三兩兩經過,而她因為過度焦慮導致全身僵硬,走路得扶着腰。路上,她提着電腦包,忍不住咒罵自己:“我是個垃圾,我是個廢物。”隨即愣在人羣中,意識到自己把心裏想的話不自覺地説了出口。那一瞬間,她覺得自己瘋了。
這件事發生在2017年5月底,陳盈被診斷為抑鬱症的兩天前。臨近畢業,她的論文依舊一團糟。
之後,她跑去朋友家寫論文,寫到一半,在落地窗前探出身,那是盛夏中的一個陰天,從20多層的樓高望下去,馬路細成了線,想到朋友下班將面對一間凶宅,她沒敢跳。
最終論文完成時,已是年尾,她參加了3次答辯,期間寫了29頁PDF文檔,記錄論文進度與自我心理分析,離開校園時,她與諮詢了20多次的心理老師告別。
“我是一個很樂觀的人,但凡知道問題在哪就去解決”。她在身上安過抑鬱症、焦慮症、邊緣型人格障礙、強迫症、神經症,只為找一個答案。
可直至確診多動症,一切才得以明瞭,只是那時她已丟了工作。陳盈的注意力測驗結果。除特別標註外,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陳盈的注意力測驗結果。除特別標註外,本文圖片均為受訪者供圖

懶可以解釋一切嗎?
多動症,又稱注意力缺陷多動衝動障礙(下文簡稱ADHD),是我國兒童、青少年精神疾病中患病率最高(約5~6%)、影響最大的疾病,而據MedSci醫學期刊2012年的一項meta分析,成年人患病率也不低,為5%。
可提到成人ADHD患者,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是:成人也有多動症?
2017年年底,論文艱難通過後,陳盈正式入職一家設計院。在8月的面試中,她擅長的拉模型技能深得所長賞識,免去其他考核,還同意在她回校修改論文期間保留職位。
可當她真正面對施工技術圖紙,她的腦子控制不住地飄着。設計院主要負責恆大的圖紙,“業內最細緻的,像繡花一樣”,而她怎麼都繡不好,“做的圖不僅墊底,還差別人一大截”。
以前她為了逃避高三,報名藝考學繪畫,一學期200元。畫室是老師剛建的毛坯房,冬天學生耐不住冷,把裝修材料燒了烤火,她不為所動,畫水粉要沾水,十個手指全是凍瘡,但拿起畫筆,她可以忽略疼痛。
但面對熒屏裏的線條、數字,她感到渾身都疼,無法集中注意力,疼痛被不斷放大,“總覺得自己下一秒就要猝死”。陳盈工作時的CAD圖紙(局部)。

陳盈工作時的CAD圖紙(局部)。

她用了很多輔助工作的APP,效果甚微,買過錄音手錶,一有人過來就偷偷錄音,再回聽同事交代的工作內容,否則聽了這句,忘了上句。
陳盈的工作量並不大,同事發覺她的實際能力後,緊要事件不會找她,“否則就是拖累了”。可交圖前幾天,她仍得陪他們加班,凌晨兩三點,守在打印機前,重複一些沒有技術性的工作,十分煩躁。
伴隨工作壓力的,還有失眠。她對手機上癮,玩消消樂停不下來,眼睛乾澀,身心俱疲,感覺快不行了,手指還是繼續點着星星,以發泄情緒。有次凌晨四點下班,她點星星點到天亮。
受不了每日的自我否定,她曾提出要換去方案組,方案組也找過她,可最終都要求她先把圖畫好。作為所裏唯一的研究生,所長稱要把她陪養成項目負責人,這些磨礪,在陳盈眼裏更像是折磨。
她曾向帶她的老師提過,自己的注意力和別人有差異。老師沒當真:你就是懶。
“這應該是ADHD聽過最多的話”,她説。
成人的多動表現比兒童微妙許多。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下文簡稱DSM-5),多動常表現為持續的內心不安或躁動。分心時常導致工作拖延。以及,患者也可能“過度專注”於感興趣的事物,包括能提供即時滿足感的活動。
這種微妙,在這個強調效率與自制力的現代社會,很容易濃縮成一個字——懶。“這個字可以解釋一切”。陳盈工作一年後,它有了更世俗的體現。
在建築行業,每月工資是從個人產值扣,超出工資的產值,累積為年終獎。發獎金時,陳盈有些忐忑,她預料會很少,卻沒想到是個負數,別人的獎金有十幾萬,自己倒欠公司一萬二。過完年,她降薪了。
“上班如上墳,天一黑,又去加班就想哭,心裏壓了塊石頭,無法呼吸。”離職前,陳盈刷了很多行業勸退帖,“正常人都走了,我還撐着幹嘛?”可又怕找不到新的工作。
掙扎了一個月,2019年8月,陳盈“灰溜溜夾着尾巴離開”,一秒不想多待。她知道自己是一個“令大家都尷尬的存在”,其他人離職,所長都極力挽留,而她離職時,能感覺到對方“鬆了一口氣”。
確診後,我喜極而泣
對ADHD患者而言,走神是無法控制的行為。
“人在基因面前,是沒有自由意志的。”ADHD患者吳國濤稱,很多時候他醒來,才發現大腦已在各種想法中跳躍了一晚,但其實他並不關注那些問題,“睡一覺非常的累。”他的大腦還像個點歌機,某個詞語總會一鍵觸發聽過的歌並自動唱出。吳國濤就診收據單,ADHD的診斷需靠量表、病史、觀察訪談、實驗室檢查等綜合評估。

吳國濤就診收據單,ADHD的診斷需靠量表、病史、觀察訪談、實驗室檢查等綜合評估。

吳國濤是西南大學心理學部即將畢業的碩士,一直關注國內外ADHD的研究進展,目前論文課題也與ADHD行為干預有關。深入學習後,他了解到:大腦的默認網絡DMN與創造力、走神、白日夢有直接聯繫,而ADHD患者的DMN往往過度激活,導致思維失控的同時,大腦中的氧氣和葡萄糖也不斷被消耗,因而,ADHD與慢性疲憊高度相關。
在陳盈的PDF記錄文檔中,就多次提到“走神”,只是她當時誤認為是其他精神疾病。離職後,她去了重慶精神衞生中心,沒有ADHD成人科室,她掛了兒科。
她研三就瞭解到ADHD,設計院的經歷更加重了她的猜測,原先一直拖着沒去就診,拖到情況非常糟糕的地步,她內心驅動力驟生:“我到底怎麼了?我必須去搞懂。”
然而見到陳盈,醫生有些困惑:“你是個大人,你要看啥?”
在陳盈要求下,醫生同意給她看,讓她回憶13歲前的經歷:小學無休止的遲到,哪怕路程只有10分鐘;作業長期欠交;有次考試用橡皮擦,擦着擦着才後知後覺地發現,試卷已被擦破了一個洞……醫生不時被逗笑。
之後她做了一些心理測試量表及腦電波測試,前者顯示她有明顯抑鬱、焦慮,後者則更為異常,陳盈的腦前額葉(與注意、記憶、問題解決等高級認知功能密切相關)反應和常人不同——測試時幾乎沒有反應。這個結果讓醫生有些驚訝,直接給她開了專注達(鹽酸哌甲酯緩釋片,用於治療ADHD)。陳盈的腦電圖顯示前額葉激活小,注意力集中和銜接困難。

陳盈的腦電圖顯示前額葉激活小,注意力集中和銜接困難。

出院時陳盈拿着處方單哭了,打電話給最好的朋友,“我確診了,我是多動症!”一個多小時裏,朋友多是沉默傾聽,就像當初陳盈確診抑鬱症一樣。之後講起這事,朋友稱當時根本不知道她在説什麼,以為她心情很糟糕,也不敢多説。
“其實我是喜極而泣。”確診之後,陳盈覺得心裏那塊石頭落地了。
回家路上,她將確診信息發到ADHD互助羣,羣主吳國濤稱她的病情表現為混合型,並鼓勵説,這一分型如果正確引導,是有潛力考清北的。
看到這句話時,陳盈剛下輕軌,人潮裹着她,她心裏湧起一股心酸。她很少得到肯定,高考僅考了300多分。“你發現你不是一個蠢人,你不是弱智,你甚至還比較聰明,你腦子轉得很快,但你做事情就是比不上任何人,你是墊底的,這種反差會把人撕碎。”
確診ADHD,以及此前工作的無數次崩潰,陳盈都沒和父母講過,她主動和他們失聯了一年多。
本科決定考研時,她在筆記本上寫:陳盈,你這次考不上,回了老家等待你的結果就是不得好死!最後四個字還用紅筆加粗了。貫穿考研的動力是恐懼,回家與父母一起生活,對她而言意味着身心折磨。
母親在她小學時下崗後,就變了一個人。如果她打破了一個碗,會捱揍,如果母親打破了一個碗,為了出氣,她也會捱揍。扯頭髮、抽鞋底、砸板凳,她家的板凳都是3條腿。每次考砸,會被父母變本加厲地打,她原先會躲房間裏,但門把很快被他們踢爛了,再也沒法鎖門,上學時她都穿長袖遮擋淤青。
父親則時常在喝醉後發酒瘋,曾一拳將母親的眼窩打得青腫,眼縫通紅,在旁目睹的陳盈覺得母親要瞎了,又看着父親帶着被母親抓出來的血痕醉倒在地。之後母親找了根棍子,説要敲他的頭,把他敲死,陳盈拖住母親,哭着説不要打他,下次一定考第一。母親一下就冷靜了。
“當我回望過去,只能看到氤氲的一片。”那些模糊又無比具象的痛苦,在陳盈工作後開始不斷閃回,她形成了一種應激反應——聽到他們的聲音就渾身不適。2018年6月,她告訴父母,不要再來找她,講清緣由後,沒再接過他們的電話。
同大多數精神障礙一樣,ADHD的病因並不明確,它由生理、心理、社會單獨或協同作用導致。如今講起ADHD,陳盈覺得,在她一次次提防着隨時到來的暴力,而惴惴不安無法專注於眼前事物時,或許根源早已埋好。醫生給陳盈開的專注達,每罐15顆,一天一顆。用藥後她的注意力和情緒都穩定了不少。

醫生給陳盈開的專注達,每罐15顆,一天一顆。用藥後她的注意力和情緒都穩定了不少。

迷失在酒精中
對於ADHD,郭彤更願意稱之為控制力缺陷障礙。
2019年10月,在上海新華醫院詢問醫生能否加成人號的那個上午,她舉步維艱地走出兒科,呼吸愈發急促,撐着意識到醫院對面的商場,點了杯果汁,還未端上,她突然失重,差點暈倒,宿醉後的她迷糊趴在桌上,一連喝了五杯果汁醒酒,再回醫院。
確診後,她不想排隊等電梯,帶着處方單爬了11層樓,拿到期待已久的專注達。酒精攝入過量已使她心跳過速,而這個藥會加快心率,只能隔一天再吃,她怕心臟負荷不了。
2015年,大四將畢業的郭彤,論文沒寫,畢業證沒拿,掛科近10門,“就直接消失了”。轉而在各種LiveHouse上班,時間自由,寫寫推文,貼完海報順便把演出看了。工作內容則在幕後、檢票、吧枱中隨時變動,幾乎每天喝酒。輔導員曾聯繫過她幾次,後來也放棄了。
那時她很少去想畢業的事,“基本是玩的狀態”,她一直沒法融入校園,眼前的工作更符合她對生活的期待。可慢慢地,郭彤“玩”得越來越焦慮,“特別微弱的工資”不足以應付現實。
憑藉優秀的英語水平,她找了個外資酒店做項目助理,但她坐不住辦公室,聽別人説話,可能10秒就跟丟。項目拖後腿,又不服氣,經常與經理起衝突,有次鬧到總經理辦公室,總經理也沒辦法,直接吃飯去了。郭彤拿了只紅筆,在他桌上寫了個“Fuck you”,一走了之。那時她僅實習了3個月。
她回到LiveHouse,再度與主管爆發衝突,又辭了職。之後,和談了兩年的男友分手。反思這段感情,郭彤意識到,自己“只是把對事業的蔑視、工作的低效、成就感極低等各種不滿”,發泄到對方身上。
2018年8月,郭彤回到闊別已久的校園,把欠的東西補了。拿到畢業證後,她想去上海。她覺得LiveHouse的氛圍讓自己無法沉澱,也沒有一個真正的朋友。她想重新建立生活,租房、找工作、認識新的朋友,她相信這會花掉她大部分精力,“就不會抑鬱”。
可到了上海,她喝得更兇,“把未來5年的酒喝完了”。她的身體很快敲響警鐘,第一次酒精中毒時,她神經錯亂,極度恐慌,以為自己瘋了。之後她給自己下了禁令:不碰第3杯,可“再怎麼忌諱,也有相當可觀的失控概率”。白天邊走邊喝的郭彤。

白天邊走邊喝的郭彤。

至於工作,明明拿到了想要的offer,還是靜不下心,從事文案策劃的她很難組織起邏輯,無數次喝了咖啡後,規劃、創意、方向湧入腦海,卻什麼也執行不了,啥事沒做,人已精疲力盡。
瞭解ADHD前,郭彤從未將工作的困難、日常習慣與疾病聯繫到一起,直至確診用藥,生活才一點點回到常軌。
第一次吃藥,她做起家務等待藥效。突然間,眼神聚焦、耳鳴,她拿了本“嚴肅文學”,書籤處的文字有些陌生,翻回開頭,一口氣讀了二十多頁。
藥效來時都會伴隨耳鳴,“像是某種儀式感”。那些亂跑的思維被關停,邏輯變得清晰有序,可以把一段段話更為流暢地串起來。“現在看任何我不喜歡的東西去考試都可以,哲學書也行”。
以前在陌生人面前總是莫名自信、話多,現在情緒平穩了許多,雖然有時還是會焦慮、玩手機入迷,但至少,她把酒給戒了。
今年,她去非洲班珠爾做起外貿翻譯,主要在碼頭工作。脱離辦公桌後,她減少了用藥,“以前不吃藥很容易鬱悶”,如今户外的氛圍讓她好轉了不少。
不被承認的疾病
ADHD作為神經多樣性的一種,一般沒有“治癒”的説法。對一些ADHD患者而言,從踏入社會生活的那一刻起,有別常人的基因,就已密謀着一場有關“失控”的蝴蝶效應。
據DSM-5,ADHD與學業困難、經濟不佳、人際關係惡劣、早期成癮等問題密切相關。相關研究顯示,有相當多的ADHD成年患者會遭受額外精神障礙的折磨,主要為抑鬱症、焦慮症、物質使用障礙、飲食障礙等,而消極的生活方式也會帶來更多健康隱患。
儘管危害不容小覷,但國內民眾對ADHD認知度普遍較低。據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王玉鳳教授2019年主編出版的《注意缺陷多動障礙》,我國ADHD就診率僅有10%(含未成年人),成人就診率可想而知。
更為現實的問題是:看病難。目前國內可診斷成人ADHD的醫院,多為病友在不斷“碰壁”後整合而來,僅有12家,主要集中在一線城市,因為沒有相應科室,基本只能掛兒科。經病友整合的12家可診斷ADHD的醫院。圖源來自吳國濤的公眾號“ADHD互助聯盟”。

經病友整合的12家可診斷ADHD的醫院。圖源來自吳國濤的公眾號“ADHD互助聯盟”。

2019年大二的張兆在北京六院就診時,就曾遇到一個尷尬場面,剛出科室,門外一位排隊的母親疑惑問道:你小孩呢?
2019年同在六院就診的吳國濤,也感受到了他人異樣的眼光。當時剛好有個大學生排在他前頭,向一些家長解釋自己確實沒排錯科室後,他們還是困惑,覺得“你考上大學了不挺好的嘛”。
作為各ADHD交流平台公認的權威醫院,想掛上六院的號並不容易。
“8點放號,7點50分就要盯着。”吳國濤怕影響到同學睡覺,都去廁所裏搶號,通過電話或微信114掛號系統,但電話總不能及時打通,系統則在幾秒內就顯示號已掛滿。他搶了3天,本來沒號,刷了下手機,有個空缺,立馬點了進去,幸運地掛到了。當天他坐了18小時綠皮火車去了北京。
相比國內的患者,在美留學的許語蓉問診ADHD要更便捷一些。在網上查找附近相關診所後,她選了其中一名醫生,提前與其電話溝通,確認價錢、保險範圍和預約時間。
許語蓉説,在美國,很多人選擇去獨立診所,兒童、成人都能看,一些診所還有專門的成人ADHD科。另外,美國的大學基本都有針對ADHD羣體的“特殊待遇”,如專屬補習,學習監督,以及作業、考試上的時間寬限等。
在ADHD認知程度較高的日本,也有一個較為成熟的診療體系,“以東京都為例,在福利保障局官網上,有一個發育障礙主題(包含ADHD),點進去可以看到相關的醫療機構信息”。卓奕在日本的ADHD確診單。

卓奕在日本的ADHD確診單。

2020年6月,在日本就讀社會學的研究生卓奕在國內病友羣體中做問卷調查,97份有效問卷顯示,半數人都是去異地大城市才確診ADHD,其中至少有30%的人輾轉了一個以上醫院。
接受採訪時,卓奕剛完成題為“ADHD與社會接納”的論文初稿。2017年確診後,她查閲了大量有關精神障礙的資料,列舉了福柯的《社會與規訓》,認為ADHD也是因不滿足社會要求,而被人為定義出來的精神疾病,“在一個高度工業化發展的時代,你的缺陷被放大了”。
問卷的另一個數據似乎印證了她的觀點:20%的患者出於種種顧慮,向家屬隱瞞病情,剩下的80%,即便坦白了,仍有一半家屬拒絕承認其患有ADHD。
她引用美國社會學家帕森斯的“病人角色論”解釋這個現象:他們擔心你一旦有這個病,就可以從你日常需要負擔的責任中解脱出來。
許語蓉也向父母隱瞞了病情。大一時,她曾和母親聊過抑鬱症的話題,母親覺得這些心理疾病都是裝的,是藉口,這令她徹底打消了和家人溝通ADHD的念頭。
如今放假了,她在猶豫過年要不要回國。目前她每個月至少和醫生聯繫一次,她擔心回國後會影響治療、拿藥,更不敢想象,如果被母親發現自己在吃藥,會是什麼後果。
吃藥的苦惱
張兆第一次吃專注達,是在大三開學前,上學期6門課,他掛了5門。張兆第一次就診時,醫生認為他是假性注意力障礙,開了抗抑鬱藥和安眠藥,複診時他才被確診。

張兆第一次就診時,醫生認為他是假性注意力障礙,開了抗抑鬱藥和安眠藥,複診時他才被確診。

此前服用抗抑鬱藥,他有明顯的不耐受反應,吃了一週後才消失,他擔心吃專注達也會有副作用,為避免影響到開學後的補考,他提前了兩週吃藥。
張兆形容,吃完後感覺視覺、聽覺都清澈了,還有説不清的自信。可第二次吃,這些藥效消失了,副作用更為明顯:心跳劇烈得全身發抖,坐在書桌前異常焦躁,不斷變換坐姿,之後開始頭疼,“有點像發燒,頭很沉”,晚上10點多躺在牀上,失眠到凌晨三四點。
他只能吃一天歇一天,那兩週每天都在複習,可有時頭疼得只能躺着。大多時候,他都在房間裏獨自忍受,很少和父母説起,“他們覺得ADHD檢查很多餘,不需要治療”。
父親更在意他的成績。自從大二第一學期掛科3門後,父親便經常藉機責難他。當時寒假過年,父子倆因此吵得面紅耳赤,父親覺得他懶惰、狡辯、不上進,混着酒氣的訓斥迴盪整個客廳,而親戚基本都站在父親這邊。當着所有人的面,張兆控制不住哭了。
他變得焦慮,每天想着如何提高學習效率,基本一放學就去圖書館,卻還是考不過。補考時他沒擺脱副作用,仍選擇吃藥,“圖個心理安慰”。最終結果依然不理想:重修3門。
專注達沒吃完,他換了另一種藥:擇思達。可吃完就吐,人變得嗜睡,身體像發燒一樣,上課完全聽不進去。連續吃兩週後副作用還在,他堅持不下去了。之後他又去了兩次醫院,醫生都表示:國內只有這兩種治療ADHD的藥物。
去一趟醫院不容易,他還是開了一盒專注達,“抱着僥倖心理”隨緣吃,希望第一次吃藥的感覺能重現,整瓶吃完後,他徹底死心。
事實上,藥物並非對所有ADHD患者都有效。在一些臨牀實驗中,20%~50%的成人因服藥無效、藥物副作用、劑量不足而無法改善ADHD症狀。
張兆羨慕那些吃了藥就有所改善的患者,比如羅永浩。
羅永浩或許是國內最知名的ADHD患者,他在2016年某讀書節目中介紹的一本《分心不是我的錯》,是圈內常被提及的“啓蒙讀物”,張兆等不少患者就是通過他和這本書才瞭解到ADHD。羅永浩曾對媒體表示,自己服用利他林後,極不穩定的情緒得到了控制。利他林 資料圖

利他林 資料圖

利他林相當於進口版的專注達,屬於中樞神經興奮藥,成癮性強。這類ADHD藥物,在國外多達8種。不過,更多的選擇,也可能意味着更多的負擔。
許語蓉服用的安非他命類藥物阿德拉,在國內就未被批准上市。拿到藥後,她和男友爆發了多次爭吵,男友認為,ADHD不需要吃藥,她只是自制力不夠,以及阿德拉是毒品——美國是ADHD藥物濫用最嚴重的國家。左為阿德拉速效5mg,右為20mg,在美國阿德拉同為管制藥物,用量嚴格控制。

左為阿德拉速效5mg,右為20mg,在美國阿德拉同為管制藥物,用量嚴格控制。

在YouTube上看了整整兩天注意事項和副作用後,許語蓉還是決定吃藥。吃完後,她第一次體驗到專注聽完整節網課是什麼感覺。可藥效一過,“亂七八糟的想法報復性地湧回腦海,噁心、反胃、頭暈,還有強烈的飢餓感也輪番登場”。
這讓許語蓉開始懷疑:藥效過後的狀態和癮君子有什麼區別?自己用副作用換十二小時的專注值得嗎?
雖然減小劑量後,情況有所好轉,但她仍然糾結。她一直跟進電子雜誌《ADDitude》裏的研究和診療進展,其中幾篇醫學論文“説服”她吃藥沒那麼壞,可YouTube上的阿德拉成癮故事又讓她不得不忌憚。每當看到一些“吃藥治精神疾病是癮君子”的評論,許語蓉都覺得是當頭一棒。
於是,她經常故意不吃藥,拖到實在跟不上學習了,才吃。可是,耐藥性卻增長得很快,“現在吃5mg,一天還得喝兩杯咖啡”。
襲湧黑市的“聰明藥”
讀本科時,吳國濤為了看得下書,撕了500元。
當時舍友都在睡覺,他在桌旁一張張地撕人民幣,撕完丟垃圾袋,偷偷下樓扔掉。他一個月生活費1000元,撕錢使他對務農的父母感到極度愧疚,他想將這份愧疚轉化成學習的動力。算是奏效了一年。
但這種方法“太費錢了”,而且並不總是管用。吳國濤換了一種更極端的方式:買利他林。
利他林等哌甲酯類藥物,是國家嚴控的一類精神藥物,即“紅處方藥”,需憑藉有資質的醫生開具的紅色處方單,才能在醫院藥房拿到,用量限制極嚴。國內醫院一般也不會開利他林。
當時吳國濤並未確診,沒有處方單,但距離考研不到三個月,他需要藥物來保障學習。藥販子在ADHD的QQ羣中發的閃圖,圖為利他林。

藥販子在ADHD的QQ羣中發的閃圖,圖為利他林。

因為手頭緊,他只買了半盒,15顆,花了150元。收到快遞時,一板膠囊裝在透明封口袋裏,他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吃完後會莫名突然很想哭,這讓他對這個藥產生了恐懼。可在考研壓力下,他還是吃了14顆,最後一顆給了同考研的同學。
其實,利他林和阿德拉還有個更通俗的名稱:“聰明藥”。在聯合國《精神藥物公約》四級分類中,與四氫大麻酚(大麻主要成分)並列為第二類藥物,濫用可能導致精神錯亂,甚至昏迷、驚厥、猝死。
北京高新醫院醫務處主任兼戒毒科主任徐傑此前接受採訪表示,2018年,他接觸的60多例利他林成癮患者中,約有50%最終染上毒品。最小的患者才剛滿15週歲。該藥濫用現象已屢見報端,用藥羣體多是為了高考、考研、考公及更好地工作的年輕人。豆瓣求藥貼。網絡截圖

豆瓣求藥貼。網絡截圖

那麼,吳國濤的藥,是怎麼買到的呢?
“很多人説自己在醫院開的,吃不掉,或者沒有用,拿去轉賣。”吳國濤回憶,至少在2017年以前,一些二手交易平台能直接搜到利他林的諧音,“力他靈”,“力他能”等。
而他訂單所顯示的“藥名”更為隱晦:印度代購海外郵寄正品工藝品國,商品單價10元。如今打開鏈接,顯示店鋪不存在或已關閉。吳國濤在閒魚上的買藥鏈接,如今已失效。

吳國濤在閒魚上的買藥鏈接,如今已失效。

澎湃新聞記者在閒魚上搜索“利他”“專注da”,發現依舊有商家在隱蔽出售利他林,稱是諾華出品(電影《我不是藥神》中的抗癌公司),其主頁兩件利他林商品分別有26人、23人想要。
據《藥品安全法》,未經批准生產、進口,或依照本法必須檢驗而未經檢驗即銷售的藥品視為假藥。而藥販子私自將從國外購買的利他林帶回國內銷售,已涉嫌走私販賣假藥罪。
這些管控藥物,正以一種肉眼可見的方式,流通於各大網絡社交平台。
在廣東省人民醫院惠福分院確診的黃斌發過帖子,稱他多次私聊過豆瓣上的藥販子,其常見説法主要有:1.換藥了,剩下的藥可以出;2.跟別人換藥用;3.直接表示賣藥、有藥,私聊。
他曾舉報過豆瓣的賣藥帖子,可過段時間去看,還在,他有些無奈。據他觀察,藥販子在知乎上沒有豆瓣那麼明目張膽,一般只在相關提問、文章的評論區出沒,通常要求私聊交易。豆瓣賣藥帖。網絡截圖

豆瓣賣藥帖。網絡截圖

“幾乎每個羣都有藥販子。”吳國濤運營“ADHD互助聯盟”及相關羣聊近兩年了,以他和羣友交流的經驗,私自用藥的人絕不在少數。
他認識的ADHD患者,幾乎都在確診前買過藥,原因多種多樣:比如自我“診斷”是ADHD,直接買藥;當地沒有就診醫院,看病受制於時間、經濟成本;醫生開的藥吃完了或藥不管用,圖方便在網上買。
提及國內的黑市,卓奕認為,這是結構性障礙導致的現象,在醫院確診率極低的情況下,一些患者不得不另尋他路。另外,ADHD患者自身的衝動性,也助長了這種風氣。
“沒吃過藥的對吃藥都有一種瘋狂的期盼,或許是出於對改善自我的渴望吧。”她希望相關科普能再多一些,至少讓大家知道,很多問題,不是單靠吃藥就能改變的。
(除吳國濤外,文中ADHD患者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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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小蓮
校對:欒夢
澎湃新聞報料:4009-20-4009   澎湃新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關鍵詞 >> ADHD,多動症,聰明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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