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地方出來的年輕人,輸在哪裏了?

2020-11-24 18:4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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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新世相live 邀請《我的二本學生》作者黃燈老師和她的好朋友賈樟柯導演,一同做了一場關於二本學生的對談——
從電影語境到個體命運:
二本學生的人生浮沉
在這場對談中,他們各自聊了自己的電影和新書,也聊了一些和當下年輕人息息相關的話題——
年輕人的精神世界是如何被塑造的?
教育如何改變了我們的人生?
去往大城市的小鎮青年如何處理和故鄉之間的關係?
我們應該如何面對自我定義中的種種標籤?
……
都是大多數人在成長過程中需要面對的困惑。
下面是他們具體的談話內容,希望能給你一點新的思考。
感謝新世相授權轉載。
主持人:黃燈老師是在怎樣的情況下決定寫《我的二本學生》這本書的?
黃燈:我對二本學生羣體的關注,始自 2005 年進入廣東F學院開始。
讓我將目光轉向學生的契機,來自 2006 年 5 月 17 號一次課堂的經歷。
那天上課,一個女孩給我交了一篇作文《風》,裏面提到了她的家庭情況,兄妹特別多,父母收入低,但因為父母還不到 45 歲,按照政策不能獲得助學貸款。
在此以前,我從來沒想到一個比我小十幾歲的孩子,竟然還在為生存發愁。
在我以前的理解中,當大學老師,主要就是寫論文、做課題,按部就班地評職稱,完成學校要求的教學任務,和學生的關係則停留在上完課就走人的想象中,但那次學生的作文對我觸動特別大。
從此以後,我調整了自己的視角,改變了很多認識,也逐步意識到,把眼光放在學生身上,是從教工作中特別值得的事情。
可以説,《我的二本學生》就是由學生推動而成的一本書,不像有些人説的“二本學生”是一個好的IP,它就是我的日常生活記錄,就是我和學生交流的一個見證,它不是寫出來的,是自然而然流出來的。
主持人:賈導是如何看《我的二本學生》這本書的?
賈樟柯:這個書我讀了之後感同身受。
書裏的學生在這樣一個年齡、這樣的家庭出身背景,接受這樣的教育,也藉由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生活的機遇可能性究竟能呈現給他們多少,都是客觀存在值得我們討論的。
讀這本書,對於我們有小城市、小鄉村生活經驗的人來説是非常矛盾的。這個矛盾在於不管二本還是三本,還是一本,教育畢竟是目前諸多機制裏相對公平的機制;
但同時又有一些別的問題,如對人想象力、價值觀的影響,還有一種很神祕的過往的一種出身血統論。
對於山西汾陽長大的孩子,我的心情特別矛盾、複雜,這絕對是應該關注關心、也不能輕易下結論的一件事情。
黃老師的《我的二本學生》開篇立意很廣闊,不單是從教育入手,也從城市的發展、城市的擴張入手,寫了廣東郊區大學城那塊地價的改變,人們居住環境和形式的變遷。
全國有很多這樣的地方,廣東是經濟發達省份了,黃燈發現了依然存在那樣的貧窮。她筆下以她的學校為背景擴展出來的二本學生的羣體,就是一個全國性問題,不但廣東有,山西也有。
作為田野調查,她是帶有對珠三角的觀察來做的。實際上這個書裏講到了幾個經濟的快速發展期,2008 年之後有六七年是兩個跨度期。
一個是高校擴張帶來教育的產業化,教育的產業化裏面的格式化、模式化更加的機械。
再一個經濟總量的攀升,它把個人的塑造,帶有温度的關於人才的培養,變成了一個大的工業機制。
它帶來的一系列後遺症,在《我的二本學生》這本書裏面得到了細節性的呈現。
這個書有學者的視野,對宏觀的經濟、宏觀的城市發展、教育的整個現狀進行了綜合的觀察,所以我覺得這個書讀下來很具有當代性。
當下我們正在發展的精神世界,塑造年輕人這樣重要的未來羣體的精神世界,是怎麼被塑造改變的,通過這本書我們能夠有所觸及,有所感染。
黃燈:確實,寫二本學生並不意味着我只關注二本學生,他們背後有一個廣闊的中國青年羣體,甚至全球化時代其他地方的青年身影。
二本學生不過是我進入寫作和思考的一個基點,同樣,廣東對我來説也只是我觀測的一個點。
我寫作必須有一個抓手,我的學生和我所在的學校,包括我所在的城市就是我的抓手。
當然,中國年輕人羣體特別複雜,地區差異也很大,整個社會變動又充滿了偶然性的,我確實沒有辦法通過有限的個案,得出一個明晰的結論。
主持人:兩位是如何看待教育在一個人一生中的作用的?
黃燈:在我理解中,教育是性價比特別高的事情,世界上再沒有什麼比教育更值得付出和投入。
在教學過程中,我有時僅僅付出一點點,但學生卻能神奇地獲得較大的改變,學生改變了命運,背後有可能勾連起一個家庭,而家庭的改變,又會暗中作用到幾代人。
教育就像催化劑,在年輕人的成長過程中,好的教育會產生不可思議的力量。
我始終認為,人一輩子大多隻有幾十年,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有意義的事情,少做些無聊的事情浪費時間和精力,我既然當了老師,並喜歡這份職業,有些理念就沒有停留在想法上,也是這麼做的。
賈樟柯:上大學非常重要。
《我的二本學生》寫到了一個學生考研的故事,這個學生很罕見地一畢業就決定考研,家裏供了三四年後最後考上了。
這是個非常典型的例子,説明大學這幾年是非常重要的調整期。大學畢竟有一個選擇的餘地,和空間,類似於一個保護。
當你在大學裏面,對你未來職業的規劃或者即將從事的工作,不是很滿意的時候,你怎麼辦呢?你是馬上進入很嚴酷的社會競選機制裏面,去做一份你不喜歡的工作;還是在大學裏面通過再一次的教育,再來三年,通過考研,用時間換取空間?
很多時候大學教育是給我們一些沒有太多人生經驗的人,一次重新選擇的機會,這對重新理解自己,重新選擇要做什麼,認定自己的一個清晰的人生目標是至關重要。
以前我就有同學不肯畢業,一直讀書。不肯畢業有兩種:一種是,讀書很順手,從小學一直讀到博士後,整個人生命的進步、生命的改變都靠讀書來改變。還有一種就是不停地在感受自我,究竟我應該做什麼?
重新選擇成本最低的就是考學,試錯成本最低的也是考學,從這個角度來説,讀書確實給大家提供了再次選擇的機遇。
第一次高考是一個慣性,千軍萬馬走獨木橋,特別是貧寒家庭出來的孩子,都要通過它改變命運。
我是70年代出生,我們那個時候真的是鯉魚跳龍門,考不上大學就是農民,就是農村户口,沒有辦法在城市生活的。
那時候在職業上是沒選擇的,只要我不當農民,只要我能當個工人,我第一步就已經成功了。
但是可能那個孩子考一箇中專才十五六歲,他如果能再選擇,這裏面是教育在持續發生作用。
主持人:最近“小鎮做題家”,“985 廢物”這樣的話題又火了,兩位是如何看待這種話題的?
黃燈:其實小鎮做題家,我沒覺得有反諷的意味,聽了有點辛酸。
一些智商特別高的年輕人,經過無數次考試,從重點小學到重點中學再到重點高中,又進到重點大學,整個過程都是王者的榮耀,但到要和社會真實接觸的時候,突然將自己命名為小鎮做題家。
但另一方面,我又覺得這些年輕人特別勇敢,這種命名是他們對自我身份的審視,這是自我覺醒的第一步,我將此看做他們成長的開端,我倒沒有像社會上渲染的那樣,對年輕羣體特別悲觀。
人在整個青年成長過程中,有一段時間,自我價值認同會特別低,真的會有那麼幾年,覺得自己沒用,一點用都沒有,怎麼走過這個坎兒呢?
在現有的條件下,一定要勇敢走出來,要跟社會接觸,這樣通過漫長學校教育獲得的知識,才能有落地的機會,才能真正在實踐中加速個人的成長。賈導説的那個不肯畢業的學生,覺得他們是在自我提升、自我思考,這是特別客氣的説法了。
我瞭解的另外一個真相是什麼?就是逃避。
很多年輕人害怕跟真實社會接觸,害怕到單位去了,上午要打卡,下午要打卡,領導要找他開會,同事要找他麻煩,辦公室關係要處理,又談不到朋友,各種各樣麻煩。
我觀察到現在的年輕人偏“宅”,他們願意過簡單的生活,覺得跟手機相處就可以了,所有的日常需求,通過網絡就能解決,這種便捷,減少了他們和真實世界接觸的機會,也客觀上導致他們難以和更多的人產生聯繫。
我一個學生告訴我,他的很多舍友都在宿舍打遊戲,並不如我們想象得很忙。
還有些學生會在作文裏提到,中學階段怎樣突破父母的封鎖,破解電腦密碼,就是為了打遊戲。年輕人的成長,有很多角落是我不知道的,我儘管感覺有意思,但也感覺和他們的相處受到了很大挑戰。
我時時意識到,不要想當然地給他們貼標籤,世界已經變了,信息化時代,他們有他們面對世界的方式、處理問題的方式。他們跟我們70後一代,真的有很大差別。
賈樟柯:僅僅是個做題家肯定是不夠的。
這個世界上大部分工作都是有壓力的,如果你一點抗壓能力都沒有,那確實沒有這麼一個理想的地方,都是有壓力存在的。
我一個朋友在上海做製片人,他的團隊有十幾個年輕人,大學畢業不久的大學生,其中有那麼幾個特別優秀。
有一天他就去找了一個年輕人談,説我準備培養你當導演,下部戲讓你做導演。沒有想到那個同學説謝謝,我不要當導演,你為什麼讓我當導演,太累了。
這裏面確實就有大家對自我塑造的一種認識上的差異,對於我們這代人來説,就覺得給年輕人賦予重任,給他更重要的實現價值的崗位,是對他的關心。可能對於有一些年輕人來説,他不想有這樣的壓力,覺得這對他是很大的負擔。
這裏面有羣體性的特徵,確實每一代人性格不一樣,我覺得 60 年代出生或者 70 年代出生不一定能理解更年輕一代,他們對於自我的要求,對於自我的標準。
但是我覺得更主要的是,個人自我的一個認定和塑造。在教育過程中一個自我的教育很重要。
不能是説社會告訴你要成為什麼樣的人,你是不是能成為一個不躲起來的人、能夠去承受的人,還是你希望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弱不禁風的人,這裏面自我發生很大的作用,而現在正是個人化的時代,自我的教育就顯得尤其重要。
主持人:最近我看還有打工人這個梗,兩位是如何看待的?
黃燈:我不太瞭解現在網絡流行的“打工人”。
按我的瞭解我覺得“打工人”是要打那個工人。我不明白為什麼這個詞接受度那麼高,現在年輕人對世界的感知有特別的方式,一下子就引起共鳴,傳播得特別快,比小鎮做題家還快。
賈樟柯:我覺得標籤化不是太好的景象。
雖然大家都有後現代精神,有很多自己消解減壓的方法,實際上,這個世界跟人都是有多種可能性的。
我成長過程中一直努力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把自己標籤化。當你被標籤化,或者自己接受標籤的時候你就被簡單化了,你的潛能就被限制了。
二本學生就是一個標籤,人生來平等,社會運轉機制給你插了一個草標,不管小鎮青年還是都市青年,這個草標對於當事人來説是不需要的,我們用一生去抗拒它。
如果你是有意志力或者有創造力的人,這些東西對你來説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能創造什麼,你能做些什麼。
我覺得自由的過程就是抗拒標籤的過程。
主持人:兩位的創作中都有小鎮青年的影子,都詳細記錄了某一個時代年輕人的生活,這種創作有沒有什麼共通之處?
黃燈:賈導的電影《小武》和《站台》我看了十遍以上。
那種原生態的畫面感和對一代人精神世界的表達,對我衝擊特別大。
他鏡頭下的圖景,正是社會要大轉型前的身影,時光一寸寸落在一代人身上,賈導就用鏡頭一寸寸耐心記錄:年輕人在那個階段的迷茫,那種自尊,小小的叛逆,自我的堅持,都因為真實而觸動人心。
賈樟柯執導影片《小武》劇照
小武的言行舉止,抖腿的樣子,抽煙的樣子,看女孩子玩世不恭的樣子,鏡頭都捕捉到了,因為這些細節和皺褶,時代的氣息和煙塵得以在鏡頭裏保留,一代年輕人的精神印記也由此得以彰顯。
我寫《我的二本學生》時,由此受到很大啓發,我時刻意識到,就算內心有一個大的思考,也儘量不要用粗線條去掃描,而要儘可能地落在具體的人上,落在細節中。
而我之所以在寫作之前,更注重一手的田野調查,除了非虛構的客觀要求,也是為了在生活中捕捉到獨特的場景和細節。
有讀者留言,説我寫早亮媽媽在紅薯地,跟自己兒子談論廣州房價時候的那種迷茫,因為太具有畫面感,説我在煽情。
而事實上,這對我而言,不是在煽情,而是來自田野調查過程中看到的真實場景,我落筆的時候,始終記得夕陽西下,媽媽在紅薯地翻着紅薯,他兒子在旁邊抖動紅薯藤的樣子,我甚至還拍了照片。
儘管讀者根據自己的生活經驗,認為這個場景過於陌生,但恰恰是這種陌生感,讓我感受到田野調查的必要和它所藴含的豐富性。
一個作品是否立得住腳,一個人的成長靠什麼支撐,都需要具體的經歷和細節來落實。
二十年過去,現在回過頭去看《小武》《站台》,我特別感謝賈樟柯,因為堅守了一種誠實的品格。
通過鏡頭將一個時代的滾滾煙塵銘記下來。很多東西在大轉型中早已不見蹤影,但卻因為藝術對生活的尊重,讓我們能重回過去的時光。
除了影像,那些流行歌曲、街上大喇叭的聲音、鬧哄哄的市聲、迷茫的青年的嚎叫,現在看起來,甚至都是最原始的檔案資料,它從一個側面不經意中保留了對時代的記錄,還原了真相層面的精神素質,是一種真正的非虛構精神。
賈樟柯:我是 90 年代末開始拍電影的,今天回想起來,90 年代整個中國電影有一種很強烈的衝動,就是真實。
在世界電影史上,沒有哪個國家在這個歷史階段,從觀眾到創作者,把電影中要出現真實生活提到了信仰一樣的高度,它是很罕見的,也是非常珍貴的。
為什麼 90 年代末那樣強調真實?我覺得它呈現了那個時候整個文化的需要,整個國民的一種需要。
過去我們面對了太多不真實的東西,這個不真實的東西是綜合地發生在一起的,比如説那種很虛無的、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或者對生活的美化和裝飾。
矯飾到了電影裏面小到甚至一個道具,大到一個情節,它必須被賦予某種美。這種美是人工的,是諸多細節拼湊起來一個社會心態。
我們當時希望中國電影和文學能夠回到真實,真實其實是一個很低的標準,真善美中真是基礎,不管用什麼模式,誠實地面對生活是最基本的要求。
從 90 年代對於真實的一種突出需要開始,這些年我們對真實的理解更加深入。在面對真實世界的時候,我們常常忽略了作者,為什麼會忽略作者?
因為他們真實存在,就像《我的二本學生》寫的這些人物,他們都是存在的,不是想象出來的,都有錄音,都是黃燈的學生。
他們確實都存在,所以沒有創作經驗的人,覺得真實本身就是存在的。其實這是很大的誤區,沒有藝術家、作家的轉換,沒有他們對於事實的發現,當這些事實只是客觀存在,沒有被轉換成文字、轉換成視覺、轉換成銀幕形象的時候,事實是不存在的。
因為它沒有形成意識。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説,90 年代以後,大家對於真實的認識一直在探究,現在我們可以接受真實背後的創造性,這是文化的一個很大的進步,使我們更加靠近寫作的祕密和創作的靈感。
主持人:故鄉,出走,對於故土的迴歸,也是兩位創作中常見的話題,兩位是如何看我們和自己故鄉的關係的?
黃燈:故鄉首先就是我們的來處。
你在整個成長過程中,內心受到很多折磨的時候,覺得沒有辦法疏解的時候,故鄉是世界上最寬容的一片土地。
不管你成為了什麼樣的人,永遠是故鄉的孩子,這種感情沒有別的東西可以替代。
不管你在城裏混得如何,在故鄉的那個角落,你內心寧靜感的獲得,完全外在於當下單一的功利標準。
一個有故鄉的人特別幸福,去年參加了賈導的呂梁文學季,我感受到一個人無論走得多遠,只要回到故鄉,內心立即就會被一種特別飽滿、真切的情感所充盈。
我離開老家已經三十多年,家裏的房子都已坍塌,原來一家人都以為再也不會回到那個破敗的村莊,但我發現對父親而言,那就是他生命的根基,對我們而言,也是生命的源泉,所以在回不回去這個問題上,沒有太多的權衡,很快就決定,還是要回去。
賈樟柯:我最近這幾回老家生活了,在山西待的時間比較長。
我們大部分人的故鄉都是小的城市和鄉村,因為我們中國的發展是這麼來的。
故鄉對我來説故鄉是很具體的,首先就是人際關係。
我在北京生活了二十多年,除了同學、同事,我在北京是沒有親戚的,從來不用祝壽,也不用給孩子過滿月。
但是,這都是人生很重要的一種體驗。
我回了故鄉以後,就經常去參加婚禮,給人祝壽,一會兒堂兄弟孩子結婚,一會兒表兄弟孩子嫁人,整個家庭生活是充裕的、飽滿的,完全生活在血緣關係之中。
我們在城市裏,是生活在一種後天的友情或者職業帶來的一種感情裏面,但是血緣的感情生活只在故鄉才能有。
其次是語言。
語言是非常重要的,我們今天坐在這裏交流都是用普通話,我回了故鄉之後,我都用無意識的母語思維。
我的疼痛感知,表達所有的情感用我的母語來表達,那裏面是自帶放鬆的。在母語中你對所有信息的辨認是非常靈敏的,準確的,它不會不安。為什麼我們在陌生的地方就會不安?因為我們對很多信號、聲音、視覺、圖象的信號是陌生的,所以就緊張。
可是回到了故鄉,閉着眼睛聽一個聲音就知道它是什麼,來自何處。中午睡午覺,遠處有一個廣播聲,我能知道是部隊的聲音還是電影院喇叭的聲音,完全能判斷。那樣的視聽環境裏每個人都是非常放鬆的。
第三個方面,就是味道,五官感受很重要。
沒有一個人能説出故鄉土地的味道究竟是什麼,但你絕對在可以聞到那個味道的一剎那,就知道回家了。
故鄉是你睜開眼睛成為人的第一束光,雲南的光跟山西的光跟河北的光肯定不一樣,熟悉程度不一樣。
因此故鄉是生理、情感、物理綜合到一起的、豐富多元的存在。
隨着時間的推移,我們漸漸認識到地域發展的不平衡,所以也帶來了我們對於小城市的一種標籤化。
小地方來的,沒看過什麼書,確實有這個問題,但是故鄉不單是這些問題,還包涵個體生命的信息和內容。無條件溺愛自己的故鄉,跟無條件地不加反思地排斥自己故鄉都是極端的。
故鄉是豐富的,有你一生需要去愛的東西,也有你要用盡一生去抵抗的東西。
主持人:最後聊一個輕鬆的話題,兩位在自己的生活和成長過程中,有沒有受到廣東或者粵語文化的影響?
賈樟柯:我很喜歡廣東。
我是 70 年代出生,80 年代所有現代化的東西和信息都是從廣東來的,錄音機,粵語歌,霍元甲,我們當時看的日本連續劇《血疑》,都是廣東話劇團翻譯的。
珠三角那時候非常令人嚮往,電影《站台》裏面有一個細節是電子錶,去廣東探親的孩子回來,帶回了第一塊電子錶。我們第一次發現表可以不響,以前都是卡塔卡塔響的。
廣東在改革開放所具有的這樣一個前瞻性的窗口作用,對於內地青年來説吸引很大。那時候廣東被稱之為花花世界,代表新的機制,新的音樂,新的生活方式。
接下來慢慢開始有錄像了,我們對於山西有什麼武術家不知道,但廣東黃飛鴻家喻户曉。香港的武俠片也來了,通過那時候的錄像廳彌補了我們對於古代知識的瞭解不足。
我們山西説的鞋跟廣東話是一樣,都是古語,來自於遠古先民,這裏面有一種神祕的親切感,聽廣東話的歌和對白很喜歡。
接下來慢慢隨着年齡的增長,知道廣東跟中國辛亥革命、跟中國近代革命有密切關聯,也就很難不對廣東抱有一種持久的嚮往。
黃燈:我在廣州生活了 18 年,比我在故鄉待的時間都長。
廣州對我們70後一代來説,是刻骨銘心的青春記憶。
我記得 90 年代初期念大學時,學校有一門選修課,是學粵語。街上到處都有磁材,書店裏面也有速成的粵語教材,專門教內地人怎麼講粵語,內地學生都知道,如果畢業去廣東找工作的話,會説粵語的人,選擇餘地會大很多。
可以説,我們看的電影電視,講粵語的很多,聽的歌曲,粵語歌也很多,這些都構成了一種真實的語境。
對我來説,廣州就是我青春時代的真實背景,它不是地域意義上的所在,而是整個社會轉型期非常重要的節點和載體。
八九十年代,沒有一線城市這個説法,也不存在北上廣深這個排名,北京在人的印象中是比較土的地方,上海那時浦東還未開發, 深圳正在野蠻生長,廣州是一個匯聚了各類新潮、時尚的開放城市,她自信、淡定、在古老的歷史中散發着改革初期的青春。
70後一代,最嚮往的城市是廣州,但現在,在城市的格局變動中,它顯得稍稍落寞,儘管如此,就像青春一樣,廣州從不曾説起她的悲傷。
我不否認,我的南方經驗,也是滋養我寫作《我的二本學生》的一個隱祕動因。

作者黃燈在一所二本院校從教,長期的課堂教學以及課後的師生交流,使她成為這羣學生成長變化的見證者。《我的二本學生》相當於她的教學札記,這裏面有她15年一線教學經驗的分享,對4500個學生的長期觀察和長達10年的跟蹤走訪,也有兩屆班主任工作的總結思考,更有近100名學生的現身説法,是黃燈向讀者描摹一羣年輕人生活剪影的嘗試。
為了讓讀者真切瞭解二本學生這一羣體的社會性現實,在書中,黃燈做了跨越時間的、空間的、地域文化的差異性對比,藉以考察時代變化、生源地、家庭流動情況對學生就業去向和人生目標設定的影響。
書中最真切動人的,是一個個具體學生的採訪日誌。在這些用學生名字命名的章節中,訪談個體向讀者傾吐着他們對於高考的回望、對於城市生活的生疏、對於畢業的迷茫以及對於就業的慌張。在這些傾訴中,你將瞭解他們彼此之間的社交距離、他們和這個社會的認識過程;他們與父母兄妹之間交流的阻暢、與故園鄉土的親疏;他們對於網絡文學和遊戲的認識、對於新媒體時代的適應和迷失;他們對於考公務員和考研之間的權衡,對於安穩和漂泊的抉擇。還有他們對自己人生還有父母乃至國家責任的擔當與跋涉。這每一個被當事人講述出來的故事,都帶着看得見的呼吸、煙塵、腳步,還有凝視。在這些極為細緻和具體的生命切片中,我們看到的已經不再是二本學生,而是八五後、九零後這一批年輕人,他們所有人。他們所遇到的困惑和難題,並沒有將他們彼此區分很開,反而,成為他們共享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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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小地方出來的年輕人,輸在哪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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